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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群体的力量 | 对话美国食物运动践行者Lida

05/31/2017

作者:花果山

【编者按】近日,人民食物主权为了解美国食物运动,对纽约合作社经济联盟的伙伴Lida Shao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消费者群体如何促动系统改变,针对美国会员制合作社的组织方式、政府转基因标识法背景下的民间策略、中美两国食物运动的相互启示等议题展开探讨。美国食物运动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作为位于现代食物链终端的消费者,我们的选择、联合和发声,对创造一个公平、健康、可持续的食物系统至关重要。

关于Lida Shao

Lida Shao是纽约合作社经济联盟(Cooperative Economic Alliance for NYC, CEANYC)的伙伴。她曾在倡导食物公平与民主的Small Planet Institute、Real Food Media工作多年,也是纽约最大的食物合作社之一Park Slope Food Cooperative(PSFC)的会员,是一名美国食物运动的长期深度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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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访谈、编辑整理:四月、Suzi、齐苗

70年代早期,在经历了轮番的食物价格上涨后,尼克松政府的农业政策从支持农民、维持农产品价格转变为提高作物产量,尤其是玉米和大豆产量。这个政策实施后,农作物价格下跌,农民想要赚与以前同等的钱就必须要提高产量,食物也变得廉价。现今食物支出仅占美国人收入的不到10%。

然而,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廉价食物,却是以巨大的环境和公共健康为代价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记者、社会活动家、普通民众开始批判工业化农业,思考食物来自哪里,对健康、环境、社会的影响如何,并逐渐引发了一系列围绕改善食物系统而开展的社会运动。

美国的食物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多维度和多角度的,人们以不同视角组织社会活动。有以学生为主的学生农场运动,有致力于为弱势社区提供健康食物来源的社区菜园和城市农业运动,有提倡本土食物的运动,有致力建立公平交易的替代性食物网络运动(如消费合作社、农夫市集、社区支持农业CSA等),有维护移民和农场工人权益的维权运动,反转基因运动,以及学校午餐改革等等。而不同的运动又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推动立法和食物政策的改善,有的上街游行,有的通过建立舆论阵地,有的通过组织社区活动烹饪课、营养课等预防过度肥胖和糖尿病。在这场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运动中,基数庞大的消费者在其中的角色不容忽视。

一、会员制的组织和动员方式

美国最大的合作社之一 Organic Valley

美国最大的合作社之一 Organic Valley

Q(访谈人):我们了解到你在Small Planet Institute和Real Food Media工作过,这两家机构较为侧重媒体和公共宣传,想了解为什么你选择这样的方式切入食品系统相关的议题?

A(Lida):当然这些属于媒体和公共宣传范畴,但我也想强调它们都是会员制机构(membership-based organizations),我们同时可能有10至15家机构,每家都有上千名活跃的会员,这也是我们的一种重要的组织方式。

美国的大农业是和政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农业享受非常优惠的税收减免,很大的游说权力和对媒体的消息封锁,还有巨大的智库来助力它们的发展。一般农民拥有不了这些。如果要与这些势力对抗,走政治渠道是行不通的,因为一切都和大农业绑定在一起,还会牵扯到腐败问题。所以我们更偏向于建立熟人网络,我们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开放和共享信息,建立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声音不断加入,最后整合为一个我们真正想要传达的讯息,发声也会更全面。

Q:你提到了会员制,具体是怎样连结会员的呢?

A:例如美国最大的合作社之一Organic Valley,他们每年有股东大会,各地也有常规会议,其他合作社也差不多。如Food&Water Watch,他们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个人捐赠,不接受政府资助,这样会更独立,不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会员制可以包含很多,例如定期捐赠一笔钱,或定期聚在一起做决策。据我了解,Organic Valley的很多会员都十分活跃,而Food&Water Watch更偏向推动全国范围的企业责任,资金全部来源于会员,所以会员是真正做决策的人。

Q:能多说一些关于如何唤起公众意识吗?

A: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最显而易见的是通过人们的自我利益,如自己和孩子的健康、土地价值、他们的声音以及做决策的能力。第二种是走共情路线,如对食物的情感、或食物如何让我们变得更懂得为他人着想。这不仅意味着吃得健康有机,更意味着关注工人的工作环境。工人处于抗争不良食物的前线,如果他们病了,接下来生病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关注食物链上的工人们。在美国,食品行业是雇佣工人数量最多的行业之一,食物体系关联到很多人。

二、食物合作社PSFC的会员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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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FC为什么要设定会员工作制,是为了降低食物价格,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深层原因?

A:价格更低是肯定的,比市场价低出30%,以这样的质量算是非常便宜。这也和纽约的人际关系有关,如果没有很大的用户基数,就要依赖口口相传。会员每个月都开会员会议,做教育和公共宣传的机会就会更多。在我们这里,参加会议也能算进工作时数,在大会中我们会讨论所有事情,比如财务报告、法律报告。PSFC董事会成员的职责其实只有一句话,他们只需要在会议结束时起身说:我遵循人民的意愿。另外,这样的会议至少要100人参加才会进行,其他组织可能有20个人开会就很满意了,但PSFC的人力如此充足,没有100个人就不开会。

会员会议也会产生其他的联系,开会场地可能是当地的高中、舞剧院,社区里其他的机构也会知道其存在,有时就会建立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另外,会员可以积累日常工作的经验。这也很重要,因为你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小分队。

PSFC对会员格外体贴,它会提供2-3小时的托儿服务,还有单车寄存服务,将单车留下,就有人帮你停好和照看。他们还提供“陪走”服务,合作社一英里范围内可以有人陪你把东西搬回家,然后他们会把推车推回去。PSFC会提供这些非常贴心的服务,没有其他商场会这样做,除非你付一笔很高的费用。

Q:有时候你有个很好的想法,但大城市里的人们通常都很忙碌,并没有时间参与。你会认为刚刚提到的都是激励会员参与并贡献的机制吗?

A:其实我并不会将其视作PSFC的宣传策略,因为这些比较像是让人们自己发现并对其产生忠诚的东西,类似“秘密协会”的感觉,这些小秘密你来了才知道。我敢肯定最初不是这样的。每个初创机构都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团队。在这个1200万人口的城市中,最初要有5个人既认同战略,又愿意投入24小时工作,还乐意在这件可能会泡汤的事情上投资。重点是要找到这5-10个人让它起步,他们需要具备必须的教育背景、性格和能力。

Q:会员需要每周或每月工作多长时间?

A: PSFC约有超过17000名会员[ Park Slope Food Cooperative(PSFC)官网数据:https://www.foodcoop.com/] 。每个会员每四周大概要工作2小时45分钟。合作社常说他们不是参照日历来安排的,他们的工作日历每年有13个月,因为每四周为一个周期。还有一些FTOP小分队,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想工作的时候随时来工作,有些人喜欢一次连续工作6小时,就能间隔久一些。还有特殊小分队,我就是一个特殊小分队的成员,CEANYC合作社经济教育小分队,我们可以在家办公或以其他方式工作。只要能跟上每四周2小时45分钟的节奏,你就可以来购物。

每个人都是以住户为单位组织的,于是和你住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必须是会员,这一点是挺烦的,因为有些情况下你不会和同住的室友分享食物,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会强迫你和别人共享。

随时都有住户被暂时取消资格,有很多关于PSFC的笑话说他们派性极强。如果你不补上工作时数,就会被罚款、被惩罚,有时要多工作5个小时,有些住户被罚1000个小时的都有。他们还设置了豁免政策(什么样的商场会有豁免政策啊),一辈子只能享受一次豁免,将积累的时数清零,之后可以继续回来购物。

这一天你能否被允许来购物是让所有人知道的。他们在入口处有个小扫描仪,会播报给四周的人听:“你被暂时取消资格了”“你被警告了”“你不能进来”,真的是有种让你觉得蒙羞的感觉(笑)。

Q:这样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A:就是“秘密协会”的性质,如果你想要加入秘密协会,你就得遵守我们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而我们这儿只会提供给你最好的(笑)。另一原因是,大家都明白所有人都投入了努力才让这一切运行起来,如果大家都不工作,那么PSFC就不会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你担保,只要你加入了PSFC,每个人在过去4周里都工作了2小时45分钟。尽管好像派性很强,但也让你感受到大家和你在一起。

组织内还有自我监督。非会员也允许入内,但要贴一个黄色的标签。我曾经带了我姑妈去,她想买东西,我就帮她买了。有人向官方举报了我,还寄了封信告诉我:“温馨提示:你不能帮其他人买东西”。我还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经举报…”(笑)。但也可以理解,如果你帮其他人买东西了,价格就会变高,秘密协会就不再秘密了。你要明白自己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组织,个人行为会造成后果。这样挺好的,让每个人都必须负责任。

Q:作为一个会员,从你的角度来看,在社区里有一个合作社有什么好处?

A:我住的社区附近也有一个非工作制的合作社,但我还是会坐五站车去PSFC买东西,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30%折扣 。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付出了2小时45分钟来换取我的福利,所以我要过去享受我应得的。PSFC的确创建了一个体系,我们像是一只只小仓鼠一样渴望获得奖励,所以我们会花时间过去购物。和我同住的一名室友是一个小分队的队长,有特殊的待遇,比如可以佩戴一个对讲机。我不知道队长具体是做什么的,但她去那里是因为她很喜欢她的队友们。他们会在她生日时通过对讲机给她唱生日快乐,他们知道她生活中发生的事,所以可能有点疗愈的功效,她很喜欢。这也算是另一个好处。

Q:当我拜访PSFC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店门口帮社区回收塑料袋之类的。想了解下合作社和社区有没有一些互动,比如为社区组织的一些活动?

A:有。回收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合作社让人们变得更贴心,也让他们变得更有公德心。多年来纽约都不回收塑料,也不回收废布、堆肥、废电池。PSFC一直都会分类回收这些,会员作为这个合作社的一员就能活出更多自我价值。PSFC某种意义上而言能充当“影子政府”的功能,它会提供政府所不关注的服务。

现在合作社有很多剩余人力,但合作社没有足够的岗位让每个会员都每四周工作2小时45分钟。我在Brooklyn Food Coalition工作了很多年,PSFC是他们的合作机构,会员可以在这些合作机构工作或做志愿服务,这些时数可以转成PSFC的工作时数。

另外,PSFC是个很大的赢利机构,我估计他们每年有1百万美金利润,于是他们会雇佣当地的承包商,比如卡车司机,隔壁就有一所消防局,他们会为消防队提供停车位,PSFC会为附近的邻居们做很多事情。他们还设有社区工作委员会,社区里谁都能来发布招聘信息或合租需求。现在他们还有合作社孵化器,已经协助在Fort Greene创建了合作社,协助Windsor Terrace创建了一个合作社,也帮助了很多其他的合作社的创立。他们有一整套创建合作社的工具包。另外,合作社有一项统一原则,他们有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袋子、T恤还有别的,都是合作社印制的,他们规定只选择其他民主的机构合作。

三、对抗转基因食物的民间策略及有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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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美国民间如何对抗转基因食物?

A:奥巴马在去年执政期间通过了一项转基因标识法案,所以如今标识问题的热度已经渐渐消退,因为这一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在美国,即使有5%是非有机的成分,你依旧可以贴上“有机”的标签,这和我听说的欧洲系统不太一样。美国的有机标准并不包含重金属检测。而且,有机食物意味着20%的加价,我们过去40年一直在反抗的大公司也意识到贴上有机标识的产品能加价20%。所以很多人在努力建立一套有别于政府的标识系统。

非转基因产品有更多层级,如怎样才算是原生种、有机、无农药。很多食物运动会关注更严格的标识描述,而非走政府标识的流程。有些农民的反馈是,“我们农场绝对是有机的,但如果要贴上政府的有机标识,我们付不起高额的认证费用。”所以很多人在推动一套完整的政府体系外的系统。出了政府体系,生产有机鸡肉一下子变得容易了,对于很大一部分消费者而言,这样的鸡肉质量是被认可的。如果人民可以做到,为什么一定要走政府程序?

另外,也有人无视标识系统,只需要了解生产食物的农民。这对于少数族群很有价值,因为他们与美国政府有很长一段不快的历史,所以没有理由信任政府告诉他们该吃什么。他们懂得如何生产自己的食物,万一突发灾难,他们依然可以存活。

所以有政府标识、民间标识,也有完全独创的另一套系统。

Q:民间标识体系,如PGS,提供了另一套有机认证系统,但他们是如何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例如你购买了PGS认证的有机食物,但这些食物是从一千多公里外采购的,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A:所以标准是浮动的,因为各个州的标准不一,有时标准就没有意义了。

有些食物运动会关注消费者教育。我在中国见过一种方法,但在美国没怎么见到,他们提供在家检测工具箱(Home Self-test Kit),可以自己去商场做检测。在美国,我们的前30年都是依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来做食物标识,而没有关注如何自我检测食物、水和土壤,我们现在才开始这么做。

我并没有好的答案来回答如何建立更好的标准,我更倾向于认为人们不想要全国通用的统一标准,这种方式已经让我们吃尽苦头。

我的确希望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农场,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走路到农场,亲自看看养殖的鸡有没有被虐待,食物有没有被喷洒农药,这样也比较接近教育的理想状态。建立标准体系是永无止尽的,我们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做出基本的标准,还不如让两代人建造自己的农场。

Q:现在的一些食物并未标识为转基因食物,但含有转基因成分,PSFC合作社如何确保其食物是非转基因的?针对转基因食物有怎样的制度?

A:合作社会区分当地的食物,是否在500英里范围内,也会标识是否上蜡。他们有一支很严谨的采购小组,采购员懂的很多,而且每次常规会议都会出席,所以你可以询问他们为什么要采购某些产品。他们会实时更新网站,列出所有目前避免采购的食物或成分。我们也可以自己提出要求,写下我们想要的产品,采购员会去购买。

很重要的一项质量监控是,他们会向本地手艺人采购,即他们也会向有机品牌采购,同时也采购布鲁克林本地加工的产品。质量是否更高不好说,但通常来说你会知道制作的人是谁,可以向他们询问里面添加了什么,相比起大公司透明度会高得多。

同时他们也参与了民间非转基因项目,会根据非转基因项目的指南来标识所有食物。标识包括是否转基因、是否上蜡、来源国家。去购物也是一种教育体验,每种食物上都会贴有一张小标签,写着从哪里来、来自多少英里之外、农民是谁、哪家农场。

四、中美食物运动的相互启示

广东绿耕社会发展中心在云南与农户开展的合作社项目

广东绿耕社会发展中心在云南与农户开展的合作社项目

Q:在中国我们聊到食物,大多只关注个人的健康,而在美国人们会关注更多,包括农民等其他因素。对比两国,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A:我听说过这样的论述,但我自己并不认可。中国工农社区很强大,历史也很深远,因此目前是一个如何构建关系的问题。从业人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食品行业的从业者,其他人也无视食品从业者的重要性,人们并没有将食品相关的工作人员与他们所吃的食物的关系构建起来,这一点才是关键,而并非只是理解为对他人的漠不关心。重要的不是指责消费者是自私自利的人,而是要讲述食物的故事,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和食品从业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这些食品从业人员是将我们的食物送上餐桌的人。

我认为近40年来一条重要的动员经验是,如何营造一个积极正向的社群,而非相互指责对方的话语或对他人的态度。

Q:在中国存在一些消费者合作社,但规模很小,并不像Park Slope一样是很大型的商场。你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是否有机会发展合作社呢?

A:万事皆有可能。我不太熟悉北京、上海的政治环境,但基于这些地方所积累的人力和财力,我觉得是可能的。我敢肯定PSFC最初是很小型的,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需要等上20年才能看得见规模化,一夜暴富是不现实的。突然明天在北京就出现一万五千名会员的合作社,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但要达到这个规模一定是可能的。

另一个视角是区分会员工作制和非工作制合作社。较早成立的旧金山的彩虹合作社(Rainbow Coop)和西雅图的一些合作社不要求会员工作,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吸引人们进来的方法,之后可以引入会员工作制。当然,Park Slope一向都是会员工作制的,这也挺神奇。

Q:根据你在美国的经验,对于中国食物运动的先驱者或践行者有没有一些建议?

A:我不认为美国就很棒,不应该直接拿美国的概念套在中国的实践上。美国的食物运动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一个原因是忽视了原住民领袖的力量。尤其关于食物主权的对话是来自于原住民的角度。谈及谁是这片土地、环境以及这里种植的作物最初的主人。

我也建议不要用线性时间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并非落后几十年,如果去研究中国本土的智慧,答案就在那里,应该去寻找那些答案。我想或许可以去寻找一些非传统领域的研究者,如本土智慧、甚至像研究日食、地质之类的,或许他们能激发对中国有价值的运动,而非直接将美国经验移栽过来。

我认为,美国食物运动之所以“强有力”(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的原因之一,是其移民阶层的整条农场从业者链条。最令人鼓舞的运动都源于一些可能只懂西班牙语或其他土著语言的族群。他们可能没有获得很多赞誉和名声,但他们是发起者,他们领导了运动的发展方向。

文章来源:人民食物主权

版权声明:本文原载于有机会特约嘉宾food-sovereignty的博客,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与原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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